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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上唱响人民之歌——2014年散文随笔创作漫评

  201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百年散文探索丛书”,试图全面探讨与梳理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体系、脉络与文化线月出版,收录了孙绍振《审美、审丑与审智:百年散文理论探微与经典重读》、陈剑晖《诗性想象:百年散文理论体系与文化话语建构》、王兆胜《新时期散文的发展向度》和谢有顺《散文的常道》等四本著作。

  置身宏大的历史进程,寻找个体与人民的连接点,为人民放歌,这是中国现代散文随笔创作历久不衰的价值取向。时光进入2014,在举国上下新一轮改革浪潮的推动下,特别是在“中国梦是人民的梦”“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等系列时代强音的感召下,这样的价值取向,赓续传统,融合新机,呈现出愈发丰沛、鲜亮和强劲的态势众多散文随笔作家,坚持从人民出发,深入生活,贴近现实,以良知和大爱透视民生,体察民情,探询民瘼,讴歌民魂,真诚状写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心路历程。于是,多声部、多色彩的人民之歌,构成本年度散文随笔领域最醒目的艺术景观。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古老的中国经历着可喜的变化。这种变化在经济学家眼里,可能是一整套科学的公式,一系列严谨的推断,一连串精确的数据,但在散文家看来,则更多的是一次次难忘的经历,一段段由衷的观感,一幕幕不灭的记忆。它们承载着时代风采和生活魅力,也饱含了作家的欣悦、赞美与憧憬,最终化作情真意切的艺术表达。

  乔忠延的《我回故乡看大戏》由老家新建戏台、重开村戏说开去,通过“我”作为戏迷所特有的一段欢乐而不乏沉重、诙谐而略带苦涩的回溯,映现了农民在摆脱物质贫困之后所产生的精神余裕与文化渴望。正如作家所说:“小康不小,那里边不仅容纳着肢体需求的丰衣足食,还容纳着精神快乐的歌舞音韵。”黄传会的《一不小心,我侵权了》写作家的新著因引用农民工的诗歌被告知侵权,而接下来在解决侵权问题的过程中,侵权的作家和被侵权的农民工却同时被对方感动。这双向的理解、尊重和认同,不仅展示了新一代农民工文化素质的提升,而且实证了整个社会正在走向和谐与文明。李学恒的《永远的歌声》,讲述作家与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长达半个世纪的心缘。其中那伴随歌声出现的交织着悲喜忧乐的场景,融入了“我”和家庭的命运起伏,又何尝不是中国工业乃至中华民族艰难崛起、曲折前行的象征和缩影。梁鸿的《梁庄:归来与离去》和赵瑜的《乡村阅微》,同样激活了作家置身其中的乡土情景,那有关过大年、红白事和喝酒“喷空”的种种热闹里,依旧昭示了农村生活的欢乐。苗长水的《精英参谋群同出一门》、徐剑的《新李将军列传》、马晓丽的《野战师速写》等军旅散文紧扣时代特征,描画了人民军队在实现中国梦和强军梦的道路上焕发出的崭新风貌与无限生机。

  时至今日,说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已不单单是指经济实力的增长、物质生活的提升和城乡面貌的改观,同时还意味着人民群众精神世界的日趋丰富和个体情趣的健康生长,即人自身的发展得以彰显。这一点同样反映到散文随笔创作中,一时间发现和烛照心灵美与情趣美的作品目不暇接。

  鲍尔吉·原野的《童年的梯子通向天堂》和《生命中最温暖的部分》,深情捡拾少年记忆。这些记忆有明丽也有黯淡,有甜美也有酸涩,留下的不仅是特定年代的斑驳折光,同时还有引人遐想的童心童趣和耐人咀嚼的生命况味。安然的《亲爱的花朵》因花生情,借花写意,字里行间既贯穿着“我”对花的解读,又闪烁着花对“我”的启示。南帆的《到来一只狗》和高洪波的《汪星人记趣》,不约而同地写活了家中的宠物犬。现身其中的卡普或斑斑、库克、谷子们,以各自不同的性情和行为,上演着动物世界的正剧、悲剧或喜剧,从而映现出作家特有的“齐物”观念和乐天情怀。项丽敏的《临湖》是作家与黄山脚下太平湖的深情对话。那些清丽而质朴、灵动而纯净的文字,不仅唤醒了山光水韵、鸟语花香,更重要的是敞开了一道难能可贵的心灵风景: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相处,以及由此派生出的远离物欲和喧嚣的诗意生存。此外,陈忠实的《神秘神圣的文学圣地》、肖复兴的《身段的绝响》、朱以撒的《砚边六题》、钱红莉的《音乐笔记》等,虽然涉及不同的艺术领域,但无不浸透了独特而深切的人生体验,显示了触动灵魂的力量。如果说以上篇章主要以形象与情思,诠释了人心应有的丰邃与健朗,那么,郭文斌的《认识我们的心》和卢新宁的《我唯一害怕的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等议论性作品,则更多以睿智的言说,以充实而新鲜的正能量,为这种心灵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滋养。

  人民是历史前行的推动者,也是一切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这决定了散文随笔这种侧重主体性与表现性的文学样式,同样要以人民为主角,讲好中国故事。事实上,许多散文随笔作家正是以此为导向,将主体性与客体性、表现性与再现性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去年初,因《光明日报》重新发表习当年撰写的散文《忆大山》,河北作家贾大山再次引发文坛的关注。李春雷的纪实散文《朋友》以深情而细致的笔触,再现了习与贾大山曾经的交往和友谊,一种精神的契合与肝胆的互照,感人肺腑。铁凝的《天籁之声,隐于大山》则放出朋友和同行的目光,在真切细致的追忆中,浮现了一个幽默而又持重、抱朴守真而又疾恶如仇的贾大山。

  《行走高原》是军旅女作家裘山山对驻藏军人的最新打量,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有若干足以阐释崇高的故事,而构成了他们生命底色的忠诚与奉献,更是因为“我”的目光和感受而愈发熠熠生辉。武歆的《父亲是如何耸立起来的》透过儿子的回忆,勾勒出立体的父亲,他一生恪守的勤劳、乐观、宽厚、自尊、隐忍,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劳动人民的高尚情操。谷禾的《老段的眷恋》讲述了“全国最美村官”段爱平的事迹,她超出常人的牺牲和实干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刘梅花的《梦工厂》透过幽默诙谐的讲述,打捞起“我”尽管艰辛但却欢乐的打工生涯,同时活画出善良而有趣的师傅们,从而使一种底层的暖意和人间的真情跃然纸间,久久回荡。

  正像大地上有阳光也有雾霾一样,前进中的社会现实亦常常是美好与丑恶同在。对此,散文随笔作家自有清醒的认识,进而从人民的立场出发,以满载忧患的笔墨,进行了严肃的揭示和沉重的诉说。

  梁晓声的《一位法官的自白》,让爱好文学写作的基层法官敞开心扉,用不乏自省和反思的陈述,表明推动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女作家邝美艳的《我们都是鱼儿》透过“我”和丈夫的亲身经历,让激烈商战中的“无良竞争”浮出水面,披露了身在其中者既钓鱼又被钓的尴尬生存。毕星星的《协和医院幸遇黄牛记事》,笔调轻松,把百姓的看病难表现得淋漓尽致。夏榆的《故乡的葬礼》、冯秋子的《草原上的农民》、严泽的《田地的面子》和王月鹏的《血脉里的回望》等乡土散文或状写尚未脱贫的一隅,或剖析愚昧获利的一群,或目击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土壤退化和粮食变质,或探照城镇化过程中的拆迁矛盾和乡村沉沦。所有这些尽管承载了作家不同的精神思考和复杂的情感评价,但其包含的普遍的社会认识价值和当下警示意义却是毋庸置疑的。

  2014年,散文随笔作家还立足时代和现实生活,调动历史文化资源,撰写感性与理性相交织、经验与思辨相互补的浑厚大气之作,以满足读者知古鉴今或取精用宏的需要。

  余秋雨的《君子之道》、张炜的《也说李白与杜甫》,或高扬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或重释天才诗人的艺术奥秘,都以独特的见解和盎然的诗意,完成了重在建设的古今对话。李存葆的《龙城遐想》关注龙城遗迹,将亿万年前的恐龙灭绝与今天的生态破坏、环境危机联系起来,以此敲响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警钟。王充闾的《一场虚拟的叩访》锁定南宋女诗人朱淑真,经过一番大胆想象和小心求证,不仅厘清了主人公原本约略不详的身世行迹,而且发掘出她身上迄今仍属珍贵的独立人格与抗争精神。祝勇的散文集《隔岸的甲午》,就日本国土上的甲午遗迹展开考察,其视角的新颖和论析的辟透,让人刮目相看。此外,王巨才的《浪打沙湾寂寞回》重新审视郭沫若的悲喜人生,梁衡的《又见海棠花开》再度抒写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张曼菱的《北大回忆》为韩天石、金克木、季羡林等多位前辈剪影,均有文思独到、发人深省之妙。

  与以上主要建立在文本和材料基础上的历史叙事有所不同,有一些作家更善于通过捡拾生命足迹,咀嚼记忆收藏来搭建历史长廊。这种小切口、个人化的历史言说,在雷达的《多年以前》《新阳镇》《黄河远上》、艾平的《歌姐的女儿叫艾平》《我的两个额吉》、林那北的《宣传队 运动队》、何申的《“公社”记忆》《庙前“耕读往事”》等作品中,获得了质文两在的成功展现。它们是作家的心灵独语,同时也是别有魅力的人民之歌。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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